王家葵读《字里千秋》︱吉金乐石有真好

《字里千秋:新出土中古墓志赏读》,杨勇著,江西教育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,275页,78.00元

收藏家崇尚古物,所以万事都觉得今不如昔,唯独眼福一项,今人超迈前贤者真不可以道里计。

单说金石拓本,当年欧阳修叔侄、赵明诚伉俪庋藏者,历劫以来,百无一存;晚近端匋斋、罗贞松、缪艺风诸贤赏玩切磋者,大半已经归了公家;方药雨、张彦生、马子云等经手过眼者,多数也收入大有力者囊中。话虽如此,通过印刷出版,普通人也能得到下原迹一等的复制品,除了“藏富”的愿望不能满足,学习欣赏则与大收藏家无异。如果高兴,多搜集几种同一碑帖不同年代拓本的影印件,比勘异同,便能享受校碑之乐。比如欧阳询的《九成宫醴泉铭》,宋拓本出版已不下十种,最近又将上海图书馆龚心钊藏本付诸影印,如果把这些印本搜集整齐,大约也可以召唤神龙了。

与古旧书画越来越少不同,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,沉寂千年的地下文物重见天日,金石碑刻便有源源不断的补充。若论影响书法史的重大发现,首推民初西安出土的《颜勤礼碑》,这是颜真卿七十一岁的作品,表现出来的“颜体”风格,与此前人们习惯者有非常大的差异,于是取代《东方先生画赞碑》《麻姑仙坛记》《颜家庙碑》,成为晚近学习颜体的第一选择。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现的柳公权书《回元观钟楼铭》,点画精整清晰,未来也有可能压倒《玄秘塔碑》和《神策军碑》。

墓志在碑帖中属于小项,盖因前人迷信,嫌冢中的物事晦气,不太愿意沾手。早年间墓志出土不多,坊间偶然流传一两件,比如北魏的《刁遵墓志》《崔敬邕墓志》,隋代的《董美人墓志》之类,物以稀为贵,遂被追捧为“神品”。清末风气转变,渐渐没有禁忌,各种明器都可以堂而皇之地作为室内陈列,墓志也就真正进入文人视野。如此一来,墓志终于成了热门,不仅收藏家多了题材,历史家多了资料,书法家也多了可资取法的范本。

杨勇老师《字里千秋:新出中古墓志赏读》是立足书法的墓志研究著作,收录二十一世纪新出北朝及隋唐墓志四十五品,按照年代分为三章。北朝十一种,标题是“雄起朴拙、峻拔多姿”;隋代五种,评价为“淳雅婉丽、承魏启唐”;唐代二十九种,用“精整遒美、法度森严”概括风格。

北朝墓志通常以普泰元年(531)的《张黑女墓志》为极则,何绍基说“遒厚精古,未有可比肩《黑女》者”。本书所选东魏武定二年(544)的《吕盛墓志》,气息与之近似,部分字迹神态毕肖。作者谓“二者刊刻前后相差十余年,或竟同出一人之手”,或稍嫌夸张,但评价说“此志与《张黑女墓志》均属古雅一类,这一方面赖于其用笔的轻灵宛畅,另一方面却得自结构的舒展自然”,认为“此志字密行疏,字形横势舒展,章法布白舒朗旷远,不但赏之悦目,更可作为我们学习书法的范本”

(页36),的确是不刊之论。

隋代是盛唐乐章的序曲,隋志的标准件当然是《董美人墓志》,所选的几件作品都能体现这一风格,尤其是大业九年(613)的《杨矩墓志》,作者解读说:“此志书风与《董美人墓志》风格相近,属隋代墓志中的上品,开唐代钟绍京一路小楷之先河。其书法用笔精劲,清雅婉丽,结字严谨,布局平正,给人以清朗爽劲、温润可人的感觉。”

(页66)

《杨矩墓志》

唐代名家辈出,风格各异。贞观十四年(640)的《丘师墓志》,纯然欧法,结字欹侧险峻而不失严谨工整,“如谦谦君子端庄而不呆板,又如排兵列阵,森然而立不可撼动”

(页81)。由此知托名欧阳询的《行书千字文》,虽未必真迹,亦渊源有自。显庆三年(658)的《朱延度墓志》,周旋褚薛之间,“楷法精美,气象和穆”

(页96)。开元廿九年(741)马巽书丹的《崔茂宗墓志》,有论云:“马巽书史无名,但从此墓志书法看,其书应主要取法二王、虞世南、张旭等人。志中许多字的结体、用笔与《孔子庙堂碑》《郎官石柱记》等相近。此墓志笔法精熟自如,结体端庄大方,沉着舒展,正所谓不激不励而风规自远。由此看来,书写者马巽置身于唐代书家之列亦不逊色。”

(页150)

此外《张招墓志》由徐浩之子徐珙撰文,书法风格与徐浩近似,“用笔稳健雄浑,结字敦厚从容”

(页172),或许就是徐珙所书,子承父业者。《程纲墓志》点画圆润,笔力浑厚,“颇有盛唐颜鲁公遗风”

(页207)。《卢大琰墓志》用笔内敛,方严端谨,“具有柳体风范”

(页238)。如此之类,皆是墓志书法之精华。

《卢大琰墓志》

大名家传世碑版虽多,百千年风霜侵蚀,无休止的椎拓和剜剔,早已失去本来面目,墓志则不同,刻好以后深埋圹中,一旦重见天日,字口如新,更能体现书写者的意图。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洛阳出土欧阳通《泉男生墓志》算起,先后发现由一流书法家书丹的作品有,张旭《严仁墓志》、徐浩《李岘墓志》《陈尚仙墓志》、颜真卿《王琳墓志》《郭虚己墓志》等。可能这些墓志多有单行本出版,本书仅收入《王琳墓志》一种,评价说:“颜真卿书写此碑时三十三岁,此志是目前发现颜氏最早的书作,较《郭虚己墓志》仍早九年,此时颜体书风尚未完全成熟,尚可窥见前人法度。此志用笔,寓方于圆,饱满雄健,结字平正稳重,古拙敦厚中蕴含雅秀之气。故此志甫一发现,便在书法界引起轰动,实为研究颜真卿书风演变的宝贵材料。”

(页135)

《王琳墓志》

墓志不仅具有书法学习价值,还有书法史料价值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南京出土王谢家族墓志,其中《王兴之夫妇墓志》《王丹虎墓志》《谢鲲墓志》被郭沫若看中,成为其质疑《兰亭序》真伪的重要证据。晚近出土的咸亨三年(672)的《冯承素墓志》,若论意义与价值,也不在《王兴之夫妇墓志》之下。根据《法书要录》的记载,冯承素是贞观时弘文馆搨书人,保存至今的《兰亭序》神龙本,传说就是由他精心摹搨。墓志虽然没有直接涉及钩摹《兰亭》之事,但专门提到:“公爰自弱龄,尤工草隶,遂临古法,奉进宸闱,载纡天睠,特蒙嗟赏,奉敕令直弘文馆。由是鸾回妙迹,并究其精;狸骨仙方,必殚其美。张伯英之耽好,未可相俦;卫巨山之致言,曾何足喻。”如作者评论:“因墓主冯承素在书史上的特殊性,故此志具有非同一般的史料价值,也填补了史书对其记载的空白。”

(页102)

唐代书坛,一流大师以外,还有无数中小名家,随着时间流逝,往往只闻其名不见其迹,本书对这类书家的作品予以特别之关注,这种“史家意识”,在书法著作中确不多见。

天宝元年(742)的《徐峤墓志》由刘绘书丹,据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刘绘为工部尚书刘知柔子,窦臮《述书赋》说他的书法“快速不滞,若悬流得势”

(页158)。郑絪宪宗时拜相,两《唐书》有传,《书史会要》称其“翰墨亦精”,本书收有大历十三年(778)郑絪二十六岁时所书《李收墓志》,“布白疏朗,清雅秀丽,法度谨严”,书风“兼具欧阳询、虞世南特点”

(页192)。此外如卢元卿书《独孤士衡墓志》

(页217)、窦庠书《窦牟墓志》

(页224)的评价语也很得体。

《独孤士衡墓志》

有意思的是大和八年(834)的《杨元卿墓志》。杨元卿在唐王朝平定淮西之役中起过关键作用,墓志也是高规格,裴度撰文、权璩书丹、舒元舆篆盖。作者除了表扬权璩的楷书,还特别注意到《佩文斋书画谱》引《文苑英华》谓“元舆有《玉筯篆志》”,结合篆盖停匀的线条,指出“(由此)可以看出舒元舆‘常有意求秦丞相真迹’的努力”

(页234)。

本书从书法角度选择墓志,也同时看重志文的文学性与历史文献价值。陆㨷撰《齐士幹墓志》、王缙撰《崔茂宗墓志》、韩愈撰《窦牟墓志》,在目录中即标注作者。墓志述家族世系较碑文为详,史家用来与《元和姓纂》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等互相勘比,本书亦予以特别标举,使读者初步获得牒谱知识。

又如开元十六年(728)的《拓跋驮布墓志》,书法“用笔苍劲有力、挺拔矫健”,作者专门揭示:“该墓志的出土为党项拓跋氏的族源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,有力的印证了党项拓跋氏源于‘鲜卑说’而非‘羌族说’的观点。该墓志还清晰地描绘了党项拓跋氏是先由鲜卑融入党项,再由党项归于吐谷浑,最后归附于唐的曲折过程。”

(页121)

墓志是墓主的人生剪影,喜怒哀乐都在其中。本书历史解说部分虽然简略,也有一些小故事可以分享。李收是李彭年之子,世代仕宦,遭遇安史之乱,父子落入叛军之手,史书只记录了父亲李彭年的遭遇,《新唐书》说:“天子幸蜀,陷於贼,胁以伪官,忧愤死。”《李收墓志》则提到,李收面对胁迫,“乃折臂自免,奉身获归”,气节可风,而史书不载,幸有墓志传其梗概。

《李收墓志》

夫妇合葬墓为常见,但二人卒年有先后,在男尊女卑的社会,通常是妻从夫葬,《李行止墓志》则是以夫祔于妻,显得别样。从墓志来看,李行止卒于开元九年(721),享年八十四岁,夫人姚氏先其而卒。墓志说:“初,公之将穸夫人也,自临其穴,誓与同之。后及弥流,亦有遗命。”合葬的要求一定令孝子很难处理,于是四处寻访知礼者,终于“得周公合葬之仪”,在李行止去世九年后,即开元十八年(730)才“迁公于夫人之玄堂”。作者据此解释“李行止与夫人感情甚笃”

(页110),非常合理。

《李行止墓志》

本书虽以书法本位,仍兼顾史家立场,结合史书疏解志文,对提高书法学习者的历史文化水平大有裨益。赵超老师作序称赞本书“兼具资料性、艺术性与学术性于一体”,确非溢美之言。

稍有遗憾者,作者于墓志拓片的书法价值发露无遗,史学价值也多有揭示,收藏价值则只字未提。新拓本通常不入鉴赏家的法眼,但新出墓志若能访得初拓、精拓,保存下来,数百年后,不就是今天拍场标榜的“董美人墓志初拓本”“王居士砖塔铭原石三断本”吗?

一点小疵,收入本书北朝章节中的《北齐裴遗业墓志》,虽然标题是“齐故员外散骑常侍裴君墓志铭”,墓主卒于隋开皇十年(590),次年下葬,应该归入隋代章节。又,王缙仅是《崔茂宗墓志》的撰文者,本书有一段独立文字介绍王缙的书法,并例举其书丹的《桓臣范墓志》,谓“通过此志,我们可以一窥其书法风格与神采”

(页149),实属冗文。

文章写完,交给一位书法家朋友审读,他专门询及本书的图片质量。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,如《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》《曲石精庐藏唐墓志》《鸳鸯七志斋藏石》《洛阳新获墓志》中的图片,因为印刷条件局限,更兼出版目的主要在为史学研究服务,所以图例小而模糊。本书不同,图像清晰度与《书法》《书法丛刊》大致相同,不仅每件墓志有全拓,部分书法价值较高的作品,还制作为“剪裱本”的样子,以接近原大的尺寸全本印出,足供读者一饱眼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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